据报载，山西省河津市住建局原局长薛新民在入党、提任过程中，先后数次填报不同出生日期，档案有4种年龄记载，最大的1960年，最小的1969年，目前，该干部已被免职。
    曾几何时，“年龄是个宝”成为人们调侃干部任用潜规则的戏语。如今，薛新民以其4个版本的年龄记载，更是把“年龄”这个宝使用得“炉火纯青”。尽管他终因年龄造假而被免职，但必须追问和倒查的是：在层层把关的监管体制下，他数次年龄造假缘何能一路“绿灯”？
    尽管年龄造假无需多少技术含量，但公务员尤其领导干部要修改年龄却绝非易事，更遑论三番五次。
    其一，干部档案属机密级别的资料，管理十分严格，乱改档案谈何容易？其二，除了档案，领导干部个人履历信息还在多处备案，且在工作活动中常常留下诸多印迹。一个长期在任的干部即使能够把档案做得天衣无缝，但飘忽不定的“弹簧年龄”，又如何能够欺上瞒下、蒙混过关？对此，人们有理由揣测：年龄造假者的背后，必定得到利益链条的“保驾护航”，从而使各项监管手段失去效力。
    应该说，惩处干部年龄“整容”、学历注水，不缺制度设计，只缺铁腕执行。比如干部任用公示，如果我们不是有选择地公开粗线条式“概况”，而是较为完整地公示其全部履历，人们便不难发现造假干部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猫腻。“1960年出生”和“1969年出生”的两个“薛新民”，必定会有差别巨大的个人履历。
    同时，违法成本过低也是导致年龄造假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鉴于党章有“对党忠诚”之规定，公务员法要求不得有“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行为，档案法规定不得“涂改、伪造档案”，因而对年龄造假等干部履历造假现象必须严肃查处，严惩不贷。
    欲破除年龄造假恶习，必先补监管不力漏洞。对干部修改年龄之类的造假行为，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不但要严肃惩处造假人，也要严格问责“保驾护航”者，甚至不妨采取“一日造假，终生不用”的严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