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从小进的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清华、牛津，都是好学校，而他父母的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在回答“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时，杨绛说：“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儿，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hào）读书，读好（hǎo）书入迷。”杨绛表示。

她与钱钟书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女儿见父母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钱钟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词典果然找着。杨绛称：“我对现代教育知道得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玲做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玲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杨绛在与《笔会》的答问中表达了对丈夫的一往情深：“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地相互支持。

她说：“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俩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钟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钱钟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诗人辛迪说钱钟书有‘誉妻癖’，钱钟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都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

杨绛称：“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摘自《杨绛传》罗银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