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砣是那老百姓

    秤杆子挑江山咿呀咿而呦

    你就是定盘上的星

    时下眼前，银幕彩屏，各路清官廉吏纷纷登台亮相，光彩绚烂：包公包龙图、海瑞海青天，着实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也赚足了普罗大众的情感喝彩。一曲《清官谣》道出了普通老百姓对清官百般景仰的心声。

    清官，是中国社会民间对好官的称呼。在中国漫长的旧时代历史上，曾涌现出一大批敢于为民请命，刚正不阿，不惜丢官罢职的良臣直吏；也有过诸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洁身自好的清官廉吏。清官们“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橘颂》)而名垂史册，其中影响较大的莫过于被老百姓誉之为“阎罗包公”的包拯、敢于当面责备皇帝的海瑞以及人皆称善的于成龙。的确，在那漫漫长夜中一个个横空出世的清官，就像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星星，照耀着旧时代黑暗的天空，让人由衷地注目敬礼和心向往之。

    毋庸讳言，清官形象在老百姓心中是光彩夺目的，由此形成的清官文化源远流长也伴随着整个中国历史的演进和发展，直到今天依然十分符合普通百姓的欣赏口味和心理期望。中国人何以特别喜好清官形象，百姓内心深处何以有着如此深厚的清官情结？这是值得探讨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心态。其实社会心态不过是反映了特定社会环境下普通大众的某种利益诉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倾向和心理情结，它揭示了特定社会条件下普通大众的精神向往和价值取向。重新检视和回放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和底层民众的命运际遇，我们能够发现由于皇权制度的专制霸道，任人唯亲、奸佞当道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痼疾，为官者鱼肉百姓、小民无口不冤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长夜难明赤县天，有多少人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尽管时空转换，城头经常变换大王旗，但是作为底层的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无法解套的困境之中，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宿命。万里晴空满眼蓝天偶然飘过一丝乌云也会十分显眼，但不会有多少人放在眼里；阴霾四起满天乌云突地透出一缕霞光，就会立刻吸引盼望阳光的人们目光。生活在苦难之中的人们如此青睐清官，清官当然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整个社会的祈望与赞美。所以，清官实际上就是普罗大众在心理上所创造的一种理想形象，也是很多苦难大众在无奈的困境中所寻找到的一种心灵寄托。

    在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出现与存在有着应然的社会环境和实然的社会基础。作为皇权专制的时代，尽管为了一家一姓的权力私利得到巩固和延伸，统治者总是不择一切手段来维护其已经获得的政权制度，任人唯亲、任人唯私、抱团结伙是专制时代用官的不二法宝。所以即使是清官，也得首先着眼于皇权专制的政权永固，服务于统治集团的长治久安。从这一意义上说，清官也不过皇帝的犬牙走狗而已。但对专制统治集团来说，为了使江山永固，进行社会统治并不能仅仅依靠野蛮手段和高压政策，笼络人心维持秩序，平常时奉行怀柔政策也是一种必要的政治选项。于是清官变成了一种社会危机的解压阀，帝王集团正好可以通过清官收买人心。清官既不会因袭传统老路甘于充当为虎作伥的帮凶角色，也不会在现实世道中祭出“假托天命”诈骗民心的政治巫术和王道圈套，而是在民间底层经常存在的乌盆覆顶冤狱遍地的社会环境中尽其所能为民伸张正义。面对专制制度下的王权霸道，统治集团中不时有人站出来体察民心，为民伸冤昭雪，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苦难民众来说，尽管盼望清官再世的社会心态不过是叩开云雾觅青天的一种无奈心理的反映，但毕竟让人在不可把持的命运悲感中具有了方向感和看到了一时正义的价值，进而可以获得在乱象迭出的世道之中暂时的心灵慰藉。

    清官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翻开二十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百十而已。物以稀为贵，况乎人也！然而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大众来说，有了清官的存在，就有了让底层民众渴望的眼神重新看见光芒的可能。也许正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一定的清官存在，才加深了社会大众对清官的期待；也正因为历朝历代的清官都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才更使得清官的社会价值价格倍增，经常“涨停”。由于清官的稀缺，普罗百姓的这些期待无法从皇权典章的条文设定和政治制度概念的逻辑推演中获得，也无法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经常性的改朝换代中加以体验，于是只能从一个个具体的为民做主、匡扶正义、体察民心、为民伸冤的清官事迹上获得感念或者从“道听途说”积累中传播清官的名声。因为社会心态由社会各个成员的心态组成，而社会各个成员对清官嘉许的心理状态又来自于个体性的心理体验和各种“道听途说”的相互作用，百姓大众希望能常常出现一批德才兼备、为民做主且执掌权柄的清官，正说明了对当时法律典章的逆反心理和对社会黑暗统治的心理否定。

    然而，清官自身也具有其两面性，即使如挥刀横铡斩驸马的包龙图，其底气还不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与默许？其实对于任何时代的清官而言，其心理世界也时时存在着挣扎和矛盾，“拜迎长官心欲碎，鞭笞黎庶令人悲”(唐代高适诗)，便是一种真实的写照。还是以海瑞为例，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抬棺材，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书，劝说明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这帮方士巫汉的骗术，理应整肃朝纲，振兴朝政，因而激怒嘉靖皇帝，被诏命下狱论死险些命归黄泉。“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有所尖刻辛辣，但又十分谨守人臣本分。”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如是评价海瑞冒死上书之事。由此可以看出即使作为清官，面对荒淫无耻的昏庸帝王，清官的首要职责还是极尽人臣之责，匡扶社稷，以为江山万年之计。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和推断，社会民众只有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才会在绝望之中盼清官如盼救星。但清官在帝王一旦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时，其价值取向和立场站位无须多言自然明了。所以，再好的清官仍然是统治集团之一分子。清官不过是专制时代茫茫黑夜中的一颗彗星，当他们以明亮之光划破夜空之时，也是其光芒急速收敛之际。

    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看到也应当想到，在今天清官的社会意义仍然没有完全过时。时下中国，由于民众的民主意识日益觉醒，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各地经常有一些冤假错案的猛料爆出，经过现代媒体的加工放大，着实让整个社会警醒。虽然经过社会大革命，但我们这个脱胎于旧制度的时代依然会残留着旧社会的诸多历史痕迹，面对社会不公，人间不平，一股股清官文化情绪像潮流一样从每个百姓心里、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流淌而出。这种清官文化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真实地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进而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汉书·法志》有云：“满堂欢饮，一人向隅而泣，则满堂不得为之欢也”。因为社会有时还有乌云遮盖，于是一抹霞光透出，定会赢得上下喝彩。以至于有的官员希望在卸任后，老百姓能说他是一个清官，他就心满意足了。对自己的一生功过仅仅用自己也是一个清官予以总结，足见清官的社会价值仍然存在，也足可以表达中国社会的普遍心理诉求。